<!--enpcontent--> 笪我国的家谱文化与中华文明一起绵延五千年，记载着家族历史，也承载着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情结。又到一年中问候祖先的清明时节，《中国家谱总目》主编、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接受了本报采访，为我们剖析了家谱背后的文化传统。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房谱、世谱等，是同宗共祖的男性血亲集团以特殊的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风俗人情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系图录，即记载始祖、始迁祖以来的本家族历代先祖名录，这是确认是否是家谱的重要标志。
种类繁多的家谱，是我国历史长河中重要的文化遗产。从遥远的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到今天，中华民族的家谱文化绵亘数千年，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中国家谱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社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类型和社会功能，家谱文献与正史、地方志一起，构成我国历史文化重要的三大支柱。
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有浓重的寻根情节：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里？这样的叩问在心中挥之不去。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依据家谱这种最直接、最有针对性的文献。
编撰《中国家谱总目》的计划，源于十年多前的一次学术研讨活动。2000年6月，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海内外中文文献收藏单位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全世界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研讨会，讨论中文文献资源如何在全世界共享的问题。
会上确定，由上海图书馆承担《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
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家谱数量庞大，分布在海内外各个有华人居住的地方，编撰《中国家谱总目》的目的，就是要把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国家谱的线索搜集起来编成一个联合目录。
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完整反映全世界中国家谱收藏情况的著作。
要编撰这样一部“家谱总目”，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王鹤鸣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几十年来一直在从事历史研究的相关工作。1995年，王鹤鸣自外地调回上海图书馆工作，面对馆内家谱资料保护不善、毁损严重的状况，他提出，上海图书馆必须承担起抢救历史文献的重要任务。
从1996年开始，上海图书馆致力于抢救家谱、名人档案、碑帖、老地图等历史文献资料，大批珍贵古籍得到了妥善保护。
这些前期工作也为上海图书馆承担《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任务奠定了基础。
编撰《中国家谱总目》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海内外共25个中国家谱收藏单位组成了一个编委会，除大陆各省主要图书馆外，还包括美国犹他州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等收藏中国家谱的机构。项目经费主要来源于上海图书馆拨款和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的赞助，总计300多万元。家谱目录的信息搜集需要非常细致，每条目录都要写明家谱姓名，编写朝代、作者、卷数、收藏地点、主要内容等，必要时还要对相关内容做大量的考证和研究工作。经过长达9年时间的编撰，在海内外600多个家谱收藏单位的共同参与下，至2009年，一套十卷《中国家谱总目》付梓出版。
2010年，《中国家谱总目》荣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图书奖特等奖和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1年，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最高奖———第二界中国出版政府奖公布，《中国家谱总目》亦在古籍部获奖名单之列。
家谱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起源发展
文汇报：清明节将至，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慎终追远、缅怀先人的日子又到了。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重温家族历史和记忆的意识是不是特别强烈？
王鹤鸣（以下简称王）：应该说，中华民族是特别重视家族历史和记忆的民族。从我研究多年的家谱谈起，世界范围内，修家谱的民族并不少，但各国修家谱的发展程度、形式各不相同。我国有长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这一传统发展得最完整、最系统、最成熟。
中国人修家谱的历史悠久，中华民族的家谱文化是伴随着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母系氏族社会讲究血缘的纯正，讲究辈分和宗族，因此中国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开始就有了原始形态的家谱。
此外，中国人修家谱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修谱的意识始终很强烈。尤其是近五十年来，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民间一直非常热衷于在祖先留下的家谱的基础上编修新家谱。中国历史文化有三个传统：一是正史，如《史记》、《汉书》、《二十五史》等，由国家编撰；二是方志，由地方政府编撰；三是家谱，记载一个家族的脉络。例如，现在孔子家谱已经编到八十几代，记载着世界各地两百多万人的人口信息，规模庞大。
编修新家谱是中国历史上修谱传统的延续与发展，短短几十年内形成的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阶段。
文汇报：为何是近五十年来形成了这股修家谱的热潮？我国现在修家谱风气较盛的是哪些地区？
王：近五十年来的这股修谱热潮，最初是在台湾地区出现的。台湾地区绝大多数人是从大陆迁移过去的，但是他们的根在大陆，与大陆之间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一直以来无法割舍深厚的宗亲情感和恋土怀乡的情怀。因为客观因素，台湾与大陆分隔，当地居民逐渐掀起修家谱的热潮，以厘清祖上脉络，排遣思乡之情。据统计，台湾家谱约有一万种，其中80%是近五十年编修的。
而大陆出现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一度受到压抑的谱牒研究在大陆重获关注。民间热衷于修谱之余，还自发组织一些文化活动。现在，大陆修家谱比较多的是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等省。福建省侨民很多，在台湾和海外的华人寻根情节浓郁，所以修家谱之风兴盛。
1987年以前，台湾人不能回大陆，修家谱时也只能记录家族中生活在台湾的人口的信息。进入21世纪，两岸民间修谱活动更趋活跃，逐渐出现海峡两岸、海内外宗亲合作编修新家谱的现象。
文汇报：有没有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例能反映出家谱在华人世界的“热度”？
王：编撰《中国家谱总目》的整个过程不仅得到海内外众多中文文献收藏单位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海内外华人无私的帮助，民间对于家谱的热忱和重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令我深有体会。我曾收到很多信件，提供私藏家谱的相关信息，提醒我们编进目录。
我记得，上海音乐学院有一位老教授叶淑莲，退休后定居美国，回国探亲时偶然得知我们的编撰工程，特地来到上海图书馆，把自己的一套家谱送给我们。她对我说：“这部家谱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出现在家谱
总目录中，这是这部家谱最好的归宿。”
还有一位侨居美国的山东大学中文系的退休老教授王宜训，好几次写信给我，表示要来上海做一名志愿者：“我不要任何报酬，一切生活费用自理，我期待着《中国家谱总目》这一功垂千古的历史文献，早日问世。”考虑到他年纪较大，我们婉言谢绝了这份好意。类似事例很多，这种为中华文化耕耘的热情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文汇报：由此可见，华人心中的家谱情结的确非常浓重。那么，就增强全球华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言，您认为承载着家族记忆的家谱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王：其实整个编修新家谱的过程，就是海峡两岸人民和海外华人对同宗共祖的血脉的追寻和认同，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在合作修编新家谱的过程中促进了海峡两岸的交流，进而达到了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效果。这对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也必然有推动作用。
在我看来，绵延五千年之久的编修家谱文化习俗，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值得继承、发扬的优良文化传统。
文汇报：作为研究家谱的历史学家，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家谱的历史沿革？
王：中国家谱发展的沿革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自母系氏族社会晚期至商代是起源阶段，母系氏族社会时的标志是口传家谱和结绳家谱。口传家谱通过世代口传心授流传下来，且往往是“连名家谱”，将上一代名字的后几个音节置于下一代名字的前几个音节，比如神农氏家族世系“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这种方式便于记忆。结绳家谱是用结绳打结记录人口情况和世系，打几个结就代表有几代人，以小弓箭数量代表男子数量，以红布条数量代表女子数量。进入商代，出现了锲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家谱和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青铜家谱，但只记载父子兄弟世系，缺乏内容，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谱。
从周代到汉代是诞生阶段。周代建立了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记载血缘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制度有了很大发展。周代诞生的《世本》，公认为中国家谱的开山之作。
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是兴盛阶段，是我国家谱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修谱成风，国家为了适应世家大族需要，专门设立谱局和谱官。到唐代，官修谱牒发展的同时，私修谱牒也发展迅猛。
宋代处于重要变革、转型时代，并延伸到元代。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实施，门阀士族制度遭受致命打击，官修谱牒已经失去价值而衰落；私修谱牒则盛行。
明代是完善阶段。修谱的体例、内容趋于成熟。
清代及民国时期是普及阶段。中国家谱的数量、质量、内容等各方面都达到了高峰。此时，不仅汉族修谱，少数民族也深受影响开始修谱；除大陆地区修谱之外，海外华人也开始修谱。
第七个阶段即之前所说的近五十年以来的编修新家谱热潮。
文汇报：与清明祭奠祖先一样，家谱在我们民族的赓续与传承中似乎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您一直埋首研究中国家谱，怎么看家谱作为中华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意义？
王：家谱的意义可分两层含义来分析。一是在历史传承中对当时社会有何价值；二是今天对家谱的研究、保护和重视又有何意义。
历史上，在家谱萌芽时期，起的是优生功能。先民在蒙昧时代过着群婚制的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领悟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生物学原理，发现和直系亲属繁衍后代不利于“优生优育”，于是开始注重区分血缘，有了氏族集团，这就为记述血缘集团世系的家谱提供了可能。所以中国最原始的家谱是适应家族健康繁衍的需要而萌芽的。
在家谱的诞生、兴盛时期，家谱的功能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周代建立了以血缘的亲疏为基础的宗法制，国家集中记录家谱，以巩固周王朝的宗法制。汉朝分封同姓和异性王侯，等级和血缘观念更强，记载血缘的家谱更为重要。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根据门第选官，“有司选举，必稽谱籍”，家谱是身份的证明。唐代为巩固新建帝国的统治，树立以李氏士族和武氏士族作为最高地位士族的权威，由政府主持三次大规模编修谱牒活动，规定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分的士族集团处于最高等级。
宋代以后逐渐轻门第、重科举，宋代的家谱主要功能在于德育、教育。进入明代，家谱进入完善期，家谱功能逐渐转化为教育、伦理功能，宣扬和实践“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思想，成为编修家谱的宗旨。明清讲究孝治天下，家谱也是注重尊祖、敬宗等德化功能。
而放眼目下，新时期对家谱的研究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家谱中有人们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其次，历史上发挥过伦理道德作用的家谱依旧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家谱中家训、家法、族规等内容中包含的传统美德和伦理规范至今仍值得大力提倡。第三，家谱是古籍的一种，现在存世的不少家谱，已经属于珍本、孤本，因此具有文物价值。另外，家谱往往记载一个家族的重要内容，因此具有资料价值。
文汇报：家谱文献是历史文献的一种，它的资料价值是如何体现的？
王：家谱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先生曾指出，“族姓之谱……实重要史料之一”。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可以为当今历史学、人口学等提供许多核心资料，属于历史文献的一种，其价值在于，家谱中的很多资料是其他正史、方志和书籍所没有的，也可以帮助纠正很多正史中的错误。
攀附假托、冒认先祖编家谱的弊端需克服
文汇报：必须承认，追求家族声望、攀附显贵的心态在一些旧家谱中有所体现，由此带来一些假托名门望族的虚伪做法。
您如何看待旧家谱中的这类弊端呢？
王：无庸置疑，旧家谱必然打上旧时代的烙印，存在许多封建糟粕。出于抬高家族地位和声望的考虑，历史上有一些家族在编修家谱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攀附假托、冒认帝王和名人为先祖的弊端；存在扬善隐恶、书善不书恶、为尊者讳的弊端等。对此，一方面不能因此而对家谱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不屑一顾，仍然应该重视家谱在寻根问祖、团结海内外华人等各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更好地继承这一文化遗产。
文汇报：由上海图书馆承担并顺利完成的10卷本《中国家谱总目》是您多年来从事中国家谱研究和保护工作的一大成果。请您简单谈谈这套书的特点。
王：《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是我国古籍整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对世界上现存的家谱资料所做的一次空前完整的调研和整理。这部家谱目录是一部检索工具书，所提供的世系清楚、籍贯明了的线索是其他书籍、家传、方志和正史等无法比拟的，其他资料无法提供如此原始而有针对性的家族记载，所以，它为中国人寻根问祖的需求提供了最完整的线索。
《中国家谱总目》主要有几个特点：其一，所收家谱目录数量大，共有52401种；其二，涉及的家谱分布广泛，除大陆各省份之外，世界上其他机构收藏的家谱资料也都有收录；其三，收录的姓氏多，常用姓氏是400多个，目录中收录的多达608个；其四，与一般目录相比，这部《总目》是带有内容提要性质的目录，信息量更大。其五，方便检索，可以通过书名、作者、家族祠堂堂号、地名等6种方式检索。
文汇报：由上海图书馆承担这项浩大的编撰工程，主要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王：上海图书馆有资源优势，这里迄今为止搜集到的中国家谱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多的，号称“半壁江山”。
这里牵涉到一个古籍保护的问题。上海图书馆的家谱能有如今的丰厚“家底”，要归功于老馆长、著名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他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人弃我取”
的古籍收集方针。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很多“四旧”之物都毁损了，家谱、硃卷（其中有的是皇帝用硃笔批过的文章）、方
志、古籍、古代进士名录等历史文献资料都送到了废品收购站，或者送到造纸厂烧掉。
顾廷龙先生组织馆员以低廉的价格回购、抢救了大量造纸厂、废品站的古籍。
另外，“文革”时候抄家，很多民间家谱被没收，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当时大约保护下来400多万册图书，其中一部分就是家谱。到1995年时，该馆收藏的家谱已经有
12000种左右，是全世界最多的。近十余年来，上海图书馆又搜购11000种，其收藏的家谱总量已约占存世家谱的三分之一。
上海图书馆还拥有大陆最早向读者开放的家谱阅览室，从1996年12月开放至今，每天都有读者前来，大部分都是来寻根的，尤其是一些从海外不远千里赶来的老人。因此，除了资源优势外，我们是有工作基础的。上图收藏的家谱文献中，已经有一部分实现了电子化。我们计划将所有馆藏家谱都做成电子版，一是方便检索，二是防止因经常翻阅和复印造成古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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