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方面
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这就要求法国必须保持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可是，要想拥有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人口进行调查分析后，戴高乐大吃一惊。他发现法国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每年出生人口83万，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则仅占欧洲总人口的1/16。于是，戴高乐得出结论：在军队数量上，法国无法取得对德国的优势。数量上的劣势必须以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上的优势来弥补。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快速的、能突击的、数量少却质量精的军队。
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脚，他到处进行考察与求证。他曾专门跑到总部
写作中的戴高乐将军
写作中的戴高乐将军
调查法军建设的有关情况。通过调查，戴高乐发现法军中的保守思想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法军最高统帅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关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的建议。戴高乐因此吃过几次闭门羹。法军还在执行1921年由贝当元帅主持制定的《作战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尔后坦克和飞机给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国贝格热—莱夫罗尔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专着《建立职业军》。这部书篇幅不长，仅有200页，定价也仅15法郎，却从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他在书中分析认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敌人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为屏障；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的保护。而法国四周边境几乎一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尤其是首都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极难防守。一旦打起现代战争，法国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单纯依靠修筑坚固的防线肯定无济于事。唯有由专业军人组成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实施机动作战，积极防御，才能有效迎击来犯之敌，确保法国的安全。为此，他主张建立一支由10万职业军人组成的机械化部队——6个机动装甲师。“这支由精兵和专业人员组成的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火力以及以突袭方式投入任何战线的能力。”他认为这支部队将是保卫法国的一把“利剑”。可是，尽管社会上有人评价这部书可以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但它却仍然乏人喝彩，法军高层还是无动于衷，继续以他们原有的理念建设军队。满脑子保守思想的当权者们认为，他们不惜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根本不用担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进攻。[21]
政治方面
自由法国运动
1940年6月22日，以贝当组为首的法国新内阁向德国投降。戴高乐于6月17日带着全家飞往伦敦，走上了新的抵抗道路。维希政府指责他叛国，并由军事法庭缺席判处他“死刑”。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随后，发起“自由法国”（后改为“战斗法国”）运动，着手组建“自由法国”武装力量。[22] 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于是，戴高乐就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和英国首相及其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他们以他6月26日交给丘吉尔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达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协议。
1941年9月，戴高乐为自由法国设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会成为流亡政府的象征。1943年6月3日他到达阿尔及尔之后，又将其改名为法国国家解放委员会，与吉罗将军共同主持。吉罗将军曾忠实于贝当元帅，但其部队随后转向自由法国军队。
戴高乐主义
从1940年诞生的戴高乐主义，是在法国投降和大部分海外领地陷于敌手，法国的独立和主权已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强国或大国地位的情况下起步的。戴高乐不畏强暴，不惧人微权轻，他寄人篱下，揭竿而起。他自己被人瞧不起，他的政权也迟迟不被盟国承认，大国决策他无缘置喙，战争结束时只争到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他的目标，没有忘记为法国创建丰功伟绩，为此他同罗斯福较劲，同丘吉尔强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已进入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阶段。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主宰世界的格局下，戴高乐要实现在戴高乐主义中确立的高尚目标，除去要努力将法国本身治理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超级大国控制下的国际舞台上，争当一个重要角色。不管是盟国，还是朋友，任何试图阻挡法国实现这个目标的言行，都属针锋相对回击之列。戴高乐为此进行的一切斗争，构成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戴高乐主义，也就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23]
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联合欧洲国家反对美苏争霸，反对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进步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但是，戴高乐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和扩张性。[23]
外交方面
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是国家独立，并维持多的控制，尽可能为许多法国的殖民地，作为一些实际的后果，一定程度的国际组织的反对如北约或欧共体。的基
成立初期的欧共体
成立初期的欧共体
本原理是，法国不应该依靠任何外国，其生存期（创建的法国核威慑），法国拒绝屈从于任何外来势力，无论是美国或苏联。还可以举出外国观察家戏称为政策的宏伟，那就是坚持认为法国是一个大国在世界舞台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建立支持这个要求。在这方面，戴高乐主义的显著影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法国的外交政策，即使在戴高乐主义者在名义上不再掌权。
戴高乐外交政策具有扩张性，或者说戴高乐对外政策主张中最易被人怀疑有扩张企图的，是他的欧洲观。戴高乐主义在反对美国控制西欧，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露出了要使法国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首先是控制德国，接着是充当“六国欧洲”43的领导，然后是整个西欧，再扩大到整个欧洲的野心。戴高乐一直认为，法国应该是欧洲的“中心和首领”，“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法兰西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这种赤裸裸的语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式的行动，不能不使他的欧洲盟国心存戒备。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乐与欧洲建设》这本书里，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转述了西方舆论下的“法国的霸权野心”。戴高乐被描绘成“欧洲或共同市场的旗手”、“保姆”、“女管家”、“欧洲皇帝”、“拿破仑第一”、“家长”，等等。在一些人的笔下，戴高乐的欧洲观成了“欧洲就是我”，戴高乐成了“欧洲的总统”，人们指责他有建立法兰西第三帝国的梦想。
经济方面
戴高乐执掌政权后，立即将这些他一贯重视的想法运用到经济当中。但是，根据不同的形式，他也不得不对他的政策进行调整，补充新的内容。在战争期间和解放的初期阶段，戴高乐采取了国家指导的政策，即只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保证被战争摧残的国家的重建。早在1944年，社会党抵抗运动成员就在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章程中制定了解放后必须实施的措施，其中包括：对银行、保险公司和一些工业集团（尤其是雷诺等曾经和占领国合作过的企业，以及法国电力公司EDF等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制定多年经济计划（1946年1月3日），确立未来几年的经济目标。[24]
1947到1952年，戴高乐以反对党派的身份出现之后立即
戴高乐
戴高乐
开始批评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重建的阶段已经过去，对继续将雷诺企业国有化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指责第四共和国实行保护主义，限制外币自由兑换，提倡实行更多的经济自由化。[24]
第四共和国结束时，法国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通货膨胀严重，预算开支失衡，而且法国政府每月都须向美国求助，以偿还它的外币债务。经过六个月的准备，到1958年底，他采纳了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和他的工作小组的见解，制定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得到了代表各党派的政府的通过。财政部长安东那·比内（Antoine Pinay）刚开始并不十分赞成这些改革，但后来也坚定不移地实施起来。戴高乐全权承担这些改革的政治责任。与此同时，戴高乐还进行了深刻的结构改革。这些改革内容涉及面广，但往往不被人所知。例如，推行农业改革（刚开始几乎人人反对，但后来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建立核工业和航天工业、发展科研（成立国家航天研究中心CNES和国家科研成果推广委员会ANVAR）、鼓励城市规划（土地法，开发新城市）、制定1966年职业培训法等等。[24]
轶事典故编辑
父女之情
1937年，戴高乐夫妇在科龙贝买下一处屋产，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对他们的女儿安娜的健康有好处。那年安娜已经10岁了，许多人建议他们把安娜送到一个专门疗养院去，可是戴高乐总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13] 戴高乐身材魁梧，智力超
戴高乐与女儿安娜
戴高乐与女儿安娜
群，身居高职，外表看上去十分威严，似乎令人难以接近，但对这个女儿却十分慈祥。他对安娜的每一个要求尽量满足，从不拒绝。
随着小安娜的逐渐长大，每天饭后，戴高乐总领着女儿的手围着花园散步，还不时地为她讲故事、唱歌儿和表演哑剧。小安娜虽然不能说话，但在高兴的时候，也会像别的小孩子一样，欢快地笑出声来，而爸爸是惟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安娜玩得疲倦时，她便伏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戴高乐陪伴女儿的时候，从来没有急躁和厌烦过，即使在二战流亡期间，也把安娜带在自己身边。他总是以神圣的父爱，抚平小安娜心灵的创伤。戴高乐一生节俭，却为安娜设立了专用的委托金，并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版权费入了抵押。
安娜在即将欢度20周岁生日的时候，不幸被肝炎夺去了生命。安葬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夫妇含着热泪，站在女儿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好像还有许多话要和孩子倾诉。天已经黑了，戴高乐才对妻子说：“走吧，现在她已经和别人一样了。”安娜去世后，戴高乐总统在痛苦中决定：将安娜生前住过的房子改建为“安娜· 戴高乐基金会”办公处，决定继续帮助和女儿一样唐氏综合症的孩子。[26]
与丘吉尔
“将军阁下，你觉得你一个人能代表法国吗？”当时任准将的戴高乐逃亡至英国，向丘吉尔请求利用英国广播电台向法国发表一份抗战号召书时，作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半开玩笑地质疑道。戴高乐的脸上出现了不快，思考了很久后，从容地说：“当然能！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合法地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法国遭德国入侵，政府成员中只有我坚持抵抗。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时，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就这样，这次对话使两个国家的伟人开始了二战中的正式合作，也开始了因国家利益而产生的分歧与争吵。[27]
二战中，戴高乐的不妥协态度和独立姿态让丘吉尔感到厌
戴高乐与丘吉尔
戴高乐与丘吉尔
烦。英国档案显示，1940年9月，他曾经考虑过能不能打发戴高乐去跟意大利人打仗。同样，戴高乐也经常指责丘吉尔，认为他过于卑躬屈膝地依附罗斯福。两人也常常互相嘲弄对方的语言水平。戴高乐的英语说得非常差，他刚到英国的时候，开始努力用英语来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但他的发音实在是糟糕。丘吉尔总是嘲笑他的英语，而戴高乐反过来也奚落丘吉尔的法语。最后两人还得通过翻译来用母语来交谈。二战刚结束后，两人的命运大相径庭。曾孤身一人逃往英国的戴高乐成了法兰西三军最高统帅，而丘吉尔却在本国大选中败下阵来。当时，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被迫中断会议回国。他感到无比羞辱，满脑子都是著名作家普卢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短短几个月后，戴高乐却得到法兰西人民的顶礼膜拜，以100%赞同票当选临时政府总理。丘吉尔立即给戴高乐写了封祝贺信，写道：“普卢塔克错了！”[27]
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五年的老朋友啊！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了高傲而倔强的态度，甚至多次与之激烈地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惟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此以外，都是敌人、对手或下属。[27]
中国情怀
戴高乐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如果不是命运使然的话，他毫无疑问会亲自去发现这个伟大的国家。戴高乐对中国充满浓厚兴趣，多次表达过访问中国的愿望，喜欢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爱和去过中国的人交流，还多次拜访旅法的汉学家。[28]
戴高乐原本计划于1970年底访华，并计划将“与毛泽东的会见”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还准备附上他与毛泽东会见时的照片。然而，因心脏病猝然离世使戴高乐最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前和外交部三处降半旗致哀，这是中国首次给予一位外国元首如此礼遇。毛泽东在给戴高乐的夫人的唁电中说，戴高乐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28]
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在书中这样记录父亲的中国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晚上，用毕晚餐，我父母全神贯注地观看一本相册，里面有一幅长城的照片，一直延伸到天边。”[28]
家庭成员编辑
父亲：亨利·戴高乐，文学和历史教师。
母亲：让娜·玛约，出身于法国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家庭。
妻子：伊冯娜·旺德鲁，1921年4月6日与戴高乐结婚。
儿子：菲利普，1922年12月28日出生。
大女儿：伊丽莎白，1924年出生。
小女儿：安娜。
外界评价编辑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不仅是法兰西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值得称赞的父亲。[29] 在关系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他站到斗争最前列，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法国的解放做出重要贡献。[30]
戴高乐被誉为法国的“现代救星”，于1970年去世。在法国处于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戴高乐在英国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后来还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力主法国发展核武器，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并投票反对英国进入欧盟，这一系列举措重新使法国恢复了大国地位，捍卫了法国在全世界的荣誉。[3] 他在战后一直维护着法国的尊严，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不愧为自由法国的旗手。[22]
主要作品编辑
《敌人阵营的倾轧》，巴黎贝尔热-莱夫罗尔出版社。1924年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戴高乐上尉通过五项政治和军事心理分析，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战场进行了描述。
《剑刃》，贝尔热-莱夫罗尔出版社。1932年戴高乐在书中就有关战争行为，军队领袖的作用（个性与威望）和指挥权限进行了心理分析。
《建立职业军》，巴黎贝尔热-莱夫罗尔出版社。1934年他在书中提出了有必要建立一支结合机动能力和毁灭性火力，既能够进攻也能够防御的装甲师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有必要建立一支职业军队，与常规军配合作战。
《法国和它的军队》，巴黎普隆出版社，1938年戴高乐在这部书中提出法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军队的历史。
《三项研究》，贝尔热-莱夫罗尔出版社，1945年1925年至1940年的文章汇编。
《战争备忘录》，普隆出版社，1954-1959年。《战争备忘录》共分三卷，分别针对第二世界大战的三个阶段。
《演讲和咨文》，普隆出版社，1970年。汇集了戴高乐从1940年6月18日到1969年4月28日的演讲内容，共分为五卷。
《书信，摘要和笔记》，普隆出版社，1980-1988年。《书信，摘要和笔记》按照年代编辑了戴高乐的家信和官方信件、私人电报和公务电报，是由他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进行选编的。
《希望回忆录》，普隆出版社出版，1970-1971年。《希望回忆录》是戴高乐退出政坛之后写成的，共分两卷（戴高乐没有来得及完成第三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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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6-07-04 19:02:03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