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编辑]
 

二战后香港经济稳健发展，图为1955年的中环
1945年，日本投降，8月30日，英国宣布恢复香港主权。当时国共内战再次展开，中华民国无暇向英国政府拿取香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非正式协议：北京无意拿取香港主权，亦不干预中华民国的公民和军人在港活动，以此来换取英国承认中共国。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战争中与西方交恶，被西方国家禁运，使香港成为中国大陆转运物资、征集资金、收集情报的唯一地点。香港亦从转口港逐渐发展为工业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期间除了右派发动的双十暴动外政治基本平稳。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大陆，红卫兵多次意图越过中港边境。后来六七暴动，香港左派响应中国大陆造反派的号召，在香港多处策动暴乱。当时，香港街头放满写上“同胞勿近”的真假“菠萝”（香港人形容土制炸弹的俚语），使香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期间有若干市民被真的炸弹及其他方法杀害，例如林彬被烧死。后来，透过戒严，驻港英军军队攻陷左派总部，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声明“长期利用、充分打算”方针，不许左派人士再搞乱香港[43][44]，使这一件事情逐渐得以平息，此后香港便成为中国国民党及中共继续角力的场地。

经历过1956年双十暴动以及1960年代末的六七暴动，即使时任香港总督杨慕琦在推行属政治制度改革一部份的“杨慕琦计划”时，容许其殖民地在战后可拥有高度自治权、自主权以至独立，但在二战后，英国不能防卫香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的情况下，英国当局深知香港“易攻难守”（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足以证明），在暴动、间谍和颠覆局势不稳定之下，“杨慕琦计划”便告吹。

香港政府于1970年代初调整了政策方针，逐步吸纳华人进入决策机制，减少危害英国管治香港的可能性。1973年由于受石油危机的影响，香港经历了一次经济大衰退，但自1974年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1970年代中香港地铁开始动工，廉政公署成立，九年免费教育开始实行，公共房屋计划进一步扩展，如十年建屋计划及居者有其屋计划，皆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奇迹”奠定基础。

1970年代初期，由于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使香港政府不得不考虑香港前途的问题。英国政府曾经多次要求向中国政府延续新界的租约，1980年代初英国亦曾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但英国仍保留治权，但均被中国政府拒绝。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北京提出这个方针，打算延续对香港的管治，但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强烈反对及绝不让步，不过表示可以让香港人享有“高度自治、港人治港”。1983年，被指放弃香港的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代表英方继续谈判。[45]因中方对收回整个香港主权立场强硬，期间香港的房地产、股票及港元汇价持续急挫，更于1983年9月出现港元危机，港元兑美元由1982年约6港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为挽救香港金融体系，香港政府于1983年10月15日公布联系汇率制度[46]，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此后联系汇率制度一直实行至今。

1984年12月19日，分别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中英双方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等见证下，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简称《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在1997年7月1日需将租约到期的新界和永久割让予英国的九龙与香港岛一并移交给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上述协定中，北京当局会依照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之政策，确保香港继续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不抵触基本法的法律予以保留，50年内原有生活方式不变，并保证香港除外交及防务外其他事务享有“高度自治”权。至1989年，受到六四事件影响，香港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香港主权移交更加失去信心，人心惶惶，香港的资产价格下跌，移民潮再次出现，香港政府遂推出香港机场核心计划以稳定民心。1990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签署主席令，正式颁布《香港基本法》。

1992年，曾经出任英国保守党主席的彭定康获派到香港接替卫奕信，成为最后一位香港总督。彭定康总督主张香港在主权移交之前推行民主，改革了立法局议员及市政局议员的选举制度。因为彭定康推行的政改方案下所产生出的立法会如果能够过1997年，实际上会使到1997年后中国共产党难以操控香港政治环境，故此于1994年，北京政府以该政改方案“三违反”等为理由，宣布香港立法局全体议员不能够直接过渡到特别行政区时期的香港立法会，并且即时建立香港临时立法会。1996年，董建华获得选举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行政长官。